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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李锐小说中的知青叙事

中文系：葛文婷

摘要：李锐小说中的知青叙事是以人为主体，知青仅仅是一个身份，一个称谓，仅仅记述那些时代和地域中的一段故事，仅为叙事而叙事，娓娓道来，不急不躁，不鸣不放。小说中体现个体苦难和生存的叙事，因而也就更加贴近情感的本真。

关键词：李锐：知青叙事

正文：

在中国当代文坛，知青小说可谓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并始终引人瞩目，留恋顾盼，这是一个时代的印记，亦是一次生命的领悟。那场发端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60年代达到高峰，随之而来的则是让那些知青、让那个时代、让整个中国都刻骨铭心、挥之不去的“文化大革命”之痛。然而“红肿之处艳如桃李”，这段深沉的历史也造就出了诸多知青文人，以王安忆、王小波、张承志、阿城、梁晓声、铁凝、张抗抗、韩少功、池莉、史铁生等为代表的知青作家占据了足足一个时代，成为中国文坛的佼佼者，在这其中，同样有一个名字叫李锐。

研究李锐吕梁山系列小说的知青叙事，不妨将他放在知青文学中的知青叙事中做比。所谓知青文学，普遍认为的狭义上的概念就是指在文革中参与“上山下乡”运动的作家群体，在这一过程中对知青的生存际遇和情感状态进行表述的文学作品。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一大文学现象，这一系列作品硕果累累，名家名作众多，如叶辛的《蹉跎岁月》、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张承志的《黑骏马》、梁晓声的《雪城》、张抗抗的《分界线》，等等。这些作品虽然形式、体裁、主旨不一，但同李锐作品相比有着些许区别。

在李锐之外，诸多知青作品都会有类似的这样一句话：“我曾在这里生活”，这暴露出了作者叙事的视角和姿态，即：一个知青文人的回忆录。回忆大多都是美好的，因而很多知青文学的知青叙事也就都充满了一种记忆中的美好和对失去时光的眷恋。正如张曼菱在其作品《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开篇中这样说道：“这样一个地方，那里四季郁郁葱葱，遍地是涓涓的清流。”即便文革刚结束的那个年代所产生的关于知青的“伤痕文学”也大都流于政治目的，其叙述所展现的知青的伤痕和愤怒，更多地倾向于对政治和时代的反思，是对那段血雨腥风、颠倒黑白的残酷历史的鞭挞和控诉，正如卢新华的小说命名“上帝原谅你”，成为了此时知青文学的诉求代言者。然而李锐不同，李锐知青叙事同其他作者的区别就在于，李锐的叙事抛却了空中楼阁、高屋建瓴般的抨击、反思、怀念和劝诫等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旨意，而仅为叙事而叙事，娓娓道来，不急不躁，不鸣不放。

李锐吕梁山下的知青叙事仅仅是个体苦难和生存的叙事，因而也就更加贴近情感的本真。同农民叙事的深刻批判不同，李锐对知青的叙事怀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愫，始终萦绕着一种淡淡的温情、无奈和渴求，在这样的情感下书写吕梁山知青与农民、与乡村、与历史和与自然的交集故事，描绘一种深刻的生存际遇和生命体验，而这些际遇和体验同样发祥于其代表作《厚土》。以《锄禾》为例，北京来的知青和吕梁山的老农间的对话凸显的是一种格格不入的思想藩篱，面对陌生的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知青只能唯唯诺诺，小心谨慎，田间休息时则是向农民宣讲学习材料，却无意中发现了队长的野合之事。如果说一个大城市下放的知青同当地农民的思想、行为、生活方式无法相融尚可以理解，并用时间去寻求答案，但农民对两性意识的荒诞则让知青无法接受。这是对知青精神上的打击并带给他的恐惧与无奈远比物质上的苦难来的更加震撼和沉重。李锐就是通过这样的描写，以知青的视角观察、审视和述说吕梁山的故事，揭示这一代知青在这片彷如混沌初开的土地上所面临的精神困境和无声诉求，在这背后，则可见知青们的精神高洁和独醒般的无奈寂寥。试想，知青本来的使命是肩负整个国家复苏的使命，开化民智，使整个民族从愚昧落后走向文明富强，这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文人就已经承担的责任，现实却是，曾经高高在上的知青们如今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种颠覆式的失落在李锐自己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也被他通过作品传达出来。

实则以更为理智的今日视角分析，那个年代关于知青的际遇也并非完全可以推诿于“主席一声令下”，而必须跨越单一思维转向个体自我意识上来。那个年代充满着对英雄的崇拜，知识分子更是如此，甚至几近狂热、自负，指点江山是他们理所当然、不容推辞的使命。^[1]如苦根儿、玉香、仲银们一样，他们的思想里已经超越了“启蒙者”的角色定位，而成了立志改天换地的民族英雄，群众英雄，天地尽在掌控，何况一个小小的吕梁山。这样的价值观在现实生活中显然会遭受沉重的打击，毕竟世间不需要那么多英雄，农民更是不需要那么多英雄。甚至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在知青眼中乏味枯燥、愚昧落后的生活也不需要解救。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有了知识分子需要“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需求，他们确实需要更加契合生活，更加接纳地气。

关于“知青英雄”的故事，在《合坟》中有着更加精彩和透彻的书写。这篇曾获得全国第八届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作品中，北京知青玉香为了保护刚修好的大寨田，毅然在暴雨中跳入水中，被山洪冲走。小说以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玉香牺牲十四年后，老支书带领村民为她圆坟并举行冥婚仪式；另一条线索则是老支书和村民共同追述玉香十四年前的“英雄”壮举。实则这两条线索本身就充满着矛盾和讽刺意味：一边是代表着蒙昧恶俗、代表着农民劣根性的农村冥婚仪式，一边却是知青的舍己为人英雄壮举。在这种激烈的对立、批判和反思中，李锐难得地表现了吕梁山农民对知青的伦理温情。“凄惶的，为啥挣死挣活非要从北京跑到咱这老山里来死呢？”^[2]而对“知青英雄”的批判也并未就此停止，“疯牛一样的山洪眨眼冲塌了地堰，学生娃娃们照着电影上演的样子，手拉手跳了下去。”^[3]诚如村民所言，这种疯狂的“英雄壮举”无疑自杀，这甚至不能称之为“英雄”，而只能冠以愚蠢，那种普世价值的“英雄意识塑造”教育在乡民口中受到了质疑，她们无法理解玉香和那些娃娃们纵身一跃的豪迈和骄傲，他们只知道生活，只知道活下去，他们只知道这些最浅显也最基本的伦理价值。事实也是如此，毕竟知青也不是超级英雄，他们也只是肉体凡胎，玉香就是这种英雄价值实践的试验品。即便有着这样的质疑，乡民眼中的玉香仍然是一个值得他们敬重的英雄，因此，十四年后乡民也还念念不忘来帮她圆坟，以及为她树了最高格待遇的石碑以为致敬，这又使得玉香牺牲的价值得到了一定的升华。李锐就是从最高远而虚妄的普世价值观和最卑微现实的乡民价值观两个视角分析玉香的行为，借以反思那个“被激情燃烧的一代”的命运和价值取向。相比之下，无疑乡间普通伦理价值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然而可悲的是放眼吕梁山外，这种声音显得弱小而飘忽，尤其在那个近乎狂乱的时代。

仲银也是如此，李锐在多个小说故事中描述了这个人物，意图借他传达更为深刻和完整的意向。仲银是一个典型的“主席的知青”，有着六十年代人特有的理想，他的精神导向是邢燕子和瓦尔瓦拉，他的生活目标和矢志追求就是文化革命和教化群众。他带着满腔热忱到农村办学校，意图凭一己之力开展一场文化革命，于是他成了这一方土地上方圆十里唯一的一位教师，一位知识分子，一个村民眼中的有知识、明事理的人，他有本事，能够联通北京和地方，俨然成了“北京”的代言人，而仲银也显然满足并陶醉于这样的身份定位，并意图大展一番抱负。但事实上他的身份却是尴尬的，仲银恰恰是因为“传声筒”的角色而被控散播谣言入狱八年，一个踌躇满志的知识分子就这样带着未竟的理想走到了追索的尽头。作者笔锋一转，在文末又交代了情节，从而将本文的意向推向了高峰：原来这场罪仲银并非始作俑者，而是带人受罪。仲银为何要这样做？分析仲银凛然赴刑时的心理状态和行为不难得出结论：在小小的山村中，一个教师是无法引导一场理想中的革命的，他的理想和追求显然是无法获得认同的，而恰恰正是这样一个“散布谣言”的罪名让仲银真正体会到了作为“领导者”改变、操控以及领导人民群众的乐趣，让仲银有了摆脱“平淡革命”的机会，真正体验到被理想和信念鼓舞而干成大事的兴奋，也因此仲银在被警察带走的一瞬，才“平生第一次感觉到了自己的感召力，平生第一次真正体验到了领导人民群众的幸福和快乐，这一次自己绝对不会再流眼泪了，第一次自己获得的是真正的胜利。”^[4]这是多么荒谬的思想！然而在那样一个崇尚群众英雄的时代背景下，这样的人也确实有他生长的空间，笔者也相信这绝不是李锐凭空杜撰出来的故事，而是有着深刻的感悟和现实原型。

相比于农民叙事的无情鞭挞，李锐知青叙事带给我们的更多的是质疑和反思，在这背后展现的是一种深沉的难以割舍的怜爱。关于知青李锐有太多的话要说，因为这就是他自己，这就是他过去多年所习惯和亲历的生活，但他在写作过程中却保持住了克制，他有太多的话只可意会，他笔下的人物给人的感觉就是欲言又止的一种状态，这种“写或不写”、“为或不为”的犹豫也让李锐和他的作品充满了更加忧郁的气质，或者说更像是一个个行为艺术，李锐笔下知青的行为举止或复杂或简单，或荒谬或理智，而外人所能感受和挖掘出的东西却很多很多，这些东西都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淀，凝固，却也给了李锐作品以取之不尽、诉之不完的基本母题。^[5]

参考文献：

[1]蔡翔.重述革命历史——从英雄到传奇[J].文艺争鸣，2008(10)： 41

[2]李锐.厚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44

[3]李锐.厚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41

[4]李锐.北京有个金太阳[M].长春：人民文学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29

[5]林建法，徐连源.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寻找文学的魂灵[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2003：550